中国古代奇闻录第7章 帝国的盛宴 敕令高峰与财富归公

会昌五年（845年）四月一场酝酿了四年之久的风暴终于迎来了它的最高潮。

一道以皇帝名义颁布、由中书门下省详细拟定、盖有皇帝玉玺的正式敕令不再是之前零敲碎打的诏书或口谕而是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国家最高法令被快马加鞭、驿铃疾传发往帝国除河北三镇外的所有州县。

这道敕令如同最终判决书为整个“会昌灭佛”运动定下了最终的调子和具体的执行细则。

它的内容冰冷、精确且彻底： “……两京（长安、洛阳）左、右两街各留寺二所每寺留僧三十人……其天下诸州府节度、观察、治所各留寺一所分上、中、下三等：上寺留僧二十人中寺留僧十人下寺留僧五人……其余所有寺院、招提、兰若、佛堂限期拆毁……其僧尼不限年岁尽皆勒令还俗充两税户……寺产、奴婢、钱财、田土一概没官……” 数字是残酷的。

这意味着曾经拥有数千座寺院、数十万僧尼的庞大佛教体系在经过这场浩劫之后在整个大唐帝国的版图上将只会剩下寥寥数百所寺庙和区区数千名僧人。

其余的都将被彻底抹去。

敕令下达之后帝国庞大的官僚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运转起来。

四月至八月是最后的准备和缓冲期也是毁灭前的死寂。

八月秋高当最后期限来临一场规模空前、席卷全国的拆除运动如同燎原之火猛烈地燃烧起来。

从帝国的中心长安、洛阳到江南的扬州、成都再到西北的凉州、沙州无数座曾经香火鼎盛、钟鼓悠扬的寺庙迎来了它们最后的时刻。

场景是惊人相似的也是触目惊心的。

各地的官员、胥吏、军士驱赶着成千上万被征发来的民夫如同蝗虫般扑向一座座指定的寺庙。

斧头、锤子、凿子、绳索、杠子这些最原始的工具在一种冷酷的意志驱动下变成了毁灭的利器。

巨大的斧头砍向支撑殿宇的朱红梁柱发出沉闷的巨响。

绳索套上飞檐斗拱数十名民夫喊着号子用力拉拽伴随着一阵令人牙酸的木材断裂声和瓦片如雨点般坠落的碎裂声宏伟的殿宇轰然倒塌扬起漫天尘土。

精美的壁画、繁复的雕花、承载着无数工匠心血的建筑艺术在纯粹的破坏欲面前瞬间化为乌有。

拆下来的木材并非废弃。

敕令规定这些材料需用于修缮各地的驿站、官舍、城防。

于是曾经雕刻着飞天与莲花的梁椽被粗糙地加工后成为了驿道旁馆舍的房梁；曾经承载着佛祖慈悲的柱础被填入城墙的缺口。

帝国的实用主义以一种近乎亵渎的方式消化着这场毁灭的产物。

而对寺庙财富的清算则更加彻底和系统化。

所有被拆寺庙的金银佛像、法器、供器被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

它们被送入各地的官炉在高温下熔化成滚烫的金水银液然后被浇铸成标准制式的金锭、银铤。

这些黄白之物被贴上封条一车车、一船船沿着驿路和水道源源不断地运往长安填充进早已空虚的国库和皇帝的私藏——内帑。

户部的官员们看着账簿上飞速增长的数字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欣喜若狂的笑容。

这些财富将用于支付讨伐藩镇的军费用于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用于满足皇帝和宫廷的奢靡开销。

数量更为庞大的是铜。

巨大的铜佛像、沉重的铜钟、成套的铜磬、铜香炉、铜烛台……它们被视为铸钱的原料。

这些承载着宗教意义和艺术价值的铜器被粗暴地砸碎以便运输然后成千上万斤地运往设在各地的铸钱监尤其是江淮地区的钱监。

在那里日夜炉火不熄。

巨大的熔炉吞吃着佛像的碎片奔流的铜水被注入刻有“会昌开元”字样的钱范之中。

很快一枚枚崭新的、闪烁着暗红色光泽的铜钱便叮叮当当地滚落出来堆积如山。

这些以佛像骨血铸就的铜钱将流入市面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帝国经济血脉中流动的一部分。

艺术的毁灭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转化为了经济的“新生”。

还有铁。

那些铁铸的佛像、法器则被运往官营的冶铁工坊回炉重炼打造成犁铧、锄头、镰刀等农具分发各州县以促进农耕。

锋刃之下曾是低垂的慈悲眉眼如今却要深入泥土耕耘世俗的生计。

在这场浩劫中文化所承受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除了建筑还有无数珍贵的经卷、典籍、文书。

它们有的被当作引火之物投入炉灶有的被废弃在废墟中任由风雨侵蚀有的甚至被用来包裹物品或如厕。

数百年来由无数高僧大德翻译、抄写、注释的智慧结晶无数艺术家精心绘制的佛画、绣像在这场旨在掠夺物质财富的运动中被毫不吝惜地毁灭殆尽。

文化的劫难远比经济的“收获”更为深沉和持久。

到了这一年年底各地的捷报如同雪片般飞向长安的户部和大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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