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奇闻录第9章 青史评说仁君还是暴君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北宋元丰年间。

汴京已成了繁华更胜往昔的帝都。

一位名叫司马光的退居老臣正在洛阳的独乐园中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撰写他那部不朽的巨着《资治通鉴》。

此时他正翻检到后周世宗显德二年灭佛的相关记载。

烛光下司马光眉头微蹙笔尖在砚台上蘸了又蘸似乎在斟酌着评价的分寸。

一旁协助他着书的儿子司马康忍不住问道：“父亲对于周世宗毁佛之事后世颇多争议佛门中人视为‘法难’口诛笔伐。

您将如何下笔？” 司马光放下笔深吸一口气目光仿佛穿透了书斋的墙壁回到了那个距离他并不太遥远的五代末年。

他缓缓说道：“治国者当以天下生民为念。

显德年间天下分崩离析久矣百姓困苦国库空虚。

佛寺广占良田僧尼逃避赋役铜像虚耗财用此乃积重难返之弊政！世宗此举虽有阵痛然其意在革除积弊充实国力惠及黎庶。

” 他越说越是激动拿起刚刚写就的稿卷指着上面的文字念道：“你看我是如何写的——‘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他转向儿子目光炯炯：“能不顾一己之毁誉而行利国利民之实政此非‘仁’为何？能洞察虚妄无益之事而果断革除此非‘明’为何？相较于那些溺于佛事、罔顾民生的昏君周世宗才是真正的社稷之主！” 司马康听后深深拜服。

在司马光这样的儒家士大夫看来帝王的功过首要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百姓安居乐业和国家长治久安。

柴荣的灭佛符合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精神故而得到高度评价。

然而历史的评价从来不是单一的。

几乎在同一时期佛教史家们则在自家的着述中记录下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在南宋僧人志磐所着的《佛祖统纪》中后周世宗的灭佛被明确列为“三武一宗”的“法难”之一虽然其程度或许不如前三次酷烈但其破坏性同样被着重强调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这位帝王的批评。

到了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则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他更侧重于中央集权的强化认为柴荣此举有效地打击了佛教寺院这一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国中之国”将大量人口和土地重新纳入国家控制对于结束五代乱局、为北宋加强中央集权开辟了道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由此可见对于周世宗灭佛的评价如同一面多棱镜从不同角度观察会折射出不同的色彩。

儒家史观（如司马光）看重其惠民、务实的方面；佛教史观（如《佛祖统纪》）自然视其为灾难；而后世的政治哲学家（如王夫之）则可能更强调其巩固统治的结构性意义。

这些评价的分野深刻地反映了评价者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学术立场和价值观念。

历史书写从来都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复述而是与现实不断对话的产物。

司马光最终将他的评语郑重地写入了《资治通鉴》。

这一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主流史家对周世宗的看法。

但在民间在那些香烟缭绕的寺庙里僧侣们口耳相传的则是另一个关于“一宗法难”的故事。

青史之上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而柴荣本人那句“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的独白则穿越时空凝固在历史的回音壁上等待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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